专业在线股票配资网上海地下党和“八办”组织上都是独立系统

夏衍与隐蔽线

“离愁难舍送君行，踏足鄱阳楚地游。暂歇大别山麓间，江左会师待秋风。”此诗出自1943年6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刘晓，在肩负新使命、启程赴新四军五师之前，由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所赠。诗中流露出的深情厚谊，以及对胜利重逢的憧憬，字里行间无不显现。潘汉年与刘晓，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区时期便携手共战。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在上海的地下斗争中重逢。潘汉年身为中共上海情报战线的领军人物，刘晓则是上海地方党委的核心领导人。在严酷而艰辛的地下斗争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生死之交。他们相互扶持，紧密协作，巧妙且勇敢地在日、汪、蒋三方势力间周旋，为在上海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发展党和爱国进步力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遭到严重破坏，留存下来的党员和党组织同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情况复杂。党中央为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刘晓来上海。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地下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组织和动员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支援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顺应国共合作的历史潮流，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的活动，但又采取种种包办统制的办法控制爱国群众的抗日斗争，并且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预计到上海地下党重建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1937年7月上旬，周恩来在上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高瞻远瞩地提出：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这三点，正是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上海地下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切实纠正。潘汉年和刘晓从当时的上海实际环境出发，将这三方面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声有色地展开了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各项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刘晓、潘汉年等决定先成立党的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王尧山任书记），将各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党员组织起来，作为筹建江苏省委工作的第一步。当时，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正确与否，就是看是否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潘汉年当时以八路军和中共统战代表的公开身份就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公开的国共谈判，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文化界的救亡运动。限于地下斗争的环境，上海地下党和“八办”组织上都是独立系统，一般不公开联系，双方负责人商谈工作要经过充分准备，但在“八办”和“群委”的协力配合下，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上层“、中层和基层的统一战线迅速地建立和开展起来，使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当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均实现了公开与合法化，所有抗日救亡活动均遵循合法途径进行。当时的文化界救亡协会不仅是各群众团体联系与开展救亡运动的纽带，更是党的核心工作阵地，它作为国共两党共同参与的统一战线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职业界救亡协会是成员众多、群众基础深厚的救亡团体，参与者包括店员、经理、工商业者，领导层更是汇聚了各行业知名人士，充分展现了上、中、下统一战线的紧密联合。文协和职协均加入了由国民党当局主办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为正式会员，获得了合法活动的资格。潘汉年负责与抗敌后援会及文协中的国民党人士杜月笙、潘公展等沟通交流，并与各界上层人士加强联络。他坚守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高层活动中努力创造条件，确保群众团体的抗日救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文协、职协等救亡团体则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实际行动，发挥中层、基层统一战线的作用，突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大胆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各项抗日救亡活动。

彼时的群众运动，摒弃了囿于小圈子、动辄举行示威游行的陈旧模式，转而采纳了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抗日救亡团体如同春雨后的竹笋般迅速涌现，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以及故地服务团等组织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

二是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建立公开合法的新闻出版阵地，组织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办的《救亡日报》，是在中共领导下采用国共合作合法形式出版的大型日报，一开始就是中共宣传抗战的舆论中心。它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针对抗战形势的发展和群众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宣传、组织，使广大爱国群众逐步认识全面抗战和抗战必胜的意义和途径，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下紧密团结起来，如“八一三”战争期间，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不宣布绝交和宣战的政策，《救亡日报》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那些坚持反对绝交、宣战的人是少数汉奸的观点，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当局的投降妥协倾向。当社会上出现“英美即将调停，日军将不向南京进攻”的谣言时，《救亡日报》将“主和者就是汉奸”、“战则存，和则亡”、“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反对妥协！”作为标题，并发表了潘汉年、胡愈之的评论文章，使人们认清抗战到底的阻力和困难，坚持斗争。上海失守前夕，当蒋介石谋求对日乞和时，《救亡日报？又及时组织文章揭露和反驳匡民党内主和派的阴谋。

在这段日子里，潘汉年在《救亡日报》等知名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见解独到的文章，这些文章既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又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中共公开代表的责任与担当。这些作品对党员与积极分子深入理解党的主张，提升对五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义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重新整合党员与干部队伍，为上海地下党的重建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石。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党员和干部汇聚于上海，其中包括那些与中央失去联系、原本留在上海的各系统党员和干部；那些出狱后重返上海、寻求党组织关系的各界干部；以及救亡运动后各系统发展起来的新党员等。然而，要构建一个隐蔽高效、能够长期作战的上海地下党，就必须严谨地审查和挑选适合从事地下斗争工作的党员。在此过程中，“八办”和“群委”承担了大量审查和调配干部的任务。

1937年8月之初，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及王尧山在王尧山的居所举行了一次关键的会议。这次会议，作为“八一三”事变期间上海地下党双方主要领导人的唯一一次重要聚会，对双方的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会上，对党员干部的职责分配与任务安排进行了详细规划，明确了哪些同志需坚守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哪些同志则需要转战新岗位。会议成果经“八办”统筹安排后，大多数干部被动员至抗战前线及大后方，而持续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的党员数量相对较少。尽管他们人数有限，但个个对上海的环境了如指掌，且拥有良好的隐蔽条件。经过多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锤炼，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理解。

以上所述，仅是“八办”与“群委”在“八一三”那段纷繁复杂的工作中所关注的几个关键领域。然而，从这些方面我们不难窥见，潘汉年与刘晓之间紧密的协作，以及“八办”与“群委”间无间的协调，为上海地下党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确保了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伊始便能够顺利推进工作。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外，沦陷于敌手。中共中央迅速发出指示，告知潘汉年与刘晓：上海陷落后，救亡之路将更为艰险；公开的救亡组织需做好转入秘密状态的准备，党内的秘密活动亦需作出相应调整，以严防敌军的突然袭击；干部配置需重新规划，工作方式亦需相应转变。指示中特别强调，潘汉年应全面转入地下工作。至12月中旬，潘汉年在妥善安排各项待办事项后，离沪赴港。刘晓则选择留在上海，继续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各项工作。此后二三年的时间里，潘汉年在香港从事情报工作，与刘晓在上海的地下党活动始终保持紧密联系，相互支持，遥相呼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阴云笼罩之下，潘汉年身兼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和华南情报局要职，频繁穿梭于港、沪两地。他逐渐将上海定位为情报工作的核心区域，着手构建起一套完善的情报网络与据点。此时，他与刘晓重新建立起了直接联系，时常在浴室、咖啡馆等公共场合，或在隐蔽的学生党员陈永箴家中，交换意见、商讨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屡次指示，需加速搜集日、伪、蒋三方的政治勾结动态，并加强渗透敌伪内部与高层的战略情报工作。其中，争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汉年在1939年告别延安前，由中共中央相关部门研究决定的重要任务。在决定亲自与李士群会面之前，潘汉年曾与刘晓进行深入讨论。他们共同分析了李士群的境遇与矛盾，一致认为争取李士群既必要又可行。果不其然，李士群此后确实向我党提供了若干有关日伪“扫荡”、“清乡”动向的情报。到了1942年秋季，刘晓与潘汉年成功从上海撤离至华中根据地，这一行动正是借助了李士群的关系。

为配合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刘晓和江苏省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助潘汉年加强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解决情报来源。譬如，江苏省委所属职委系统的何荦，学委系统的张征秉，都奉调去协助潘汉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往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发往根据地的重要情报，多是经过何荦等往返传递，及时沟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史永（沙文威，沙文汉的胞弟）和他领导下的人员都划归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史永划归潘汉年领导后，为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原本联络的地下党员赵铮兄弟二人，成功潜入汪伪“76号”，从事内线情报工作，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情报。他领导下的地下党员蔡秉贤，自抗战时期至解放战争期间，长期潜伏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情报来源。而他长期联络的汪维恒，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供了蒋介石发动大别山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等关键情报，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参考作用。

1943年，即便身处华中局淮南根据地，潘汉年和刘晓仍各自肩负着上海情报工作和上海地下党的重要职责。他们携手并肩，默契配合，成效显著。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主席亲自口头上对潘汉年和刘晓领导下的上海地下斗争的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卓越贡献的认可，更是他们之间深厚战斗友谊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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